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权力为什么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为什么会把人们的思想视为一种威胁。唯一可能的解释在政治体制上面：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之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会对权力造成任何威胁（当然可能造成权力易手，但是不会威胁到权力本身）；而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却可能对权力产生威胁。这一点从中国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也可得到验证。

尽管宪法上有言论自由的条文，但是它必定是无法彻底实行的，因为它同这个权力的性质和它的存亡是矛盾的。这就是中国目前所有的言论不是被检查监督就是必须自检的原因。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对这一点都心照不宣，言论的自我检查成为一种行规，成为一种潜规则。而这一规则的形成是通过无数细小的每日发生的事情累积而成的，比如北京大学对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宣部的某人的处理方式。通过大量这样的日常处置，人们变得不那么幼稚，不那么激烈，而显得成熟、平稳得多了。潜规则就这样通过一天又一天、一件事又一件事地明晰起来。目前已经达到了秩序井然的境界。

想说话的人与权力的关系像淘气的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所以在传媒业从业人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走钢丝”和“打擦边球”。他们所做的就是把允许说的话的疆界一毫米一毫米的扩大，而权力所做的就是把言论自由的范围一毫米一毫米的缩小。双方的游戏旷日持久，无休无止。而结果是在某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在慢慢扩大，如同性恋问题，一开始是允许学术研究类言论，然后是允许一般传媒从艾滋病角度谈论同性恋，最后达到可以在传媒上谈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保持不变，不能扩大，比如直接批评和反对权力本身的言论。这一点从明清的文字狱到今天，扩大的范围微乎其微。

难道没有激情了？一切都想透之后，反而丧失了激情。关键在于是否有非说不可的话，非表达不可的感觉。如果没有，就没有必要在此虚掷光阴了。

如果照纳博科夫的说法，连堂·吉可德和妥氏的全部作品都是垃圾，那我们这些凡人还有什么可干的呢？写出来也不过是垃圾。我想他指的是：凡有商业性的都是垃圾；凡冷静的观察和描写而无陶醉感受的都是垃圾。那么村上春树的当然也是垃圾了。

待到年纪略长，有时会对过去的判断产生疑虑：事情果真是这样黑白分明的吗？黑格尔曾说，存在的即合理的，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一切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必然有它得以存在的理由。一切事物之所以能够发生，必然有它得以发生的条件，前因后果。

举例言之，中国目前尚无同性婚姻，有它的理由；同性恋一个小小的文化活动能被取缔，也有它的理由。理由可能是千奇百怪的，完全荒诞的。可是它既然能这样做事，总有它能做成的理由。别的不说，至少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历史的惯性。不能想象，西方某国的政府能取缔一个同性恋的文化节，早在1969年，这样的取缔行动就酿成“石墙暴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解放运动。而在中国，它只能是无声无息。这是中国的文化背景、政治现状决定的。

路只能一步一步走，一步到达理想境界只能是幻想。所以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承认现实，并且坚持自己的主张，宣传新的理念，等待社会的变迁。

同性恋文化节开幕辞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同性恋现象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在社会中造成了这一现象根本不存在的假象。少数进入人们视野的同性恋者，不是求医问药要求矫治的，就是犯了罪的。由此更增强了人们以同性恋为疾病、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看法。

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是由于同性恋解放运动在西方的兴起。在今天，经过各界朋友们的一致努力，同性恋在中国也逐渐浮出水面。在书报杂志、电影电视、歌舞戏剧等各类传媒和文化领域，同性恋的声音从无到有，而且越来越响亮。

同性恋者应当像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样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享有自由选择性对象的权利，享有结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不应当被剥夺，被歧视，反而应当得到精心的呵护。因此，在我看来，这次同性恋文化节的意义不仅限于文化娱乐，而且是同性恋者本应享有的宪法权利的伸张。我相信，同性恋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将有利于公众对同性恋的了解，也有利于同性恋者对自身的了解，将使我国的同性恋亚文化更健康更蓬勃地发展起来。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序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日记。我是一口气而且是逐字逐句把它看完的，这在我的读书史上绝对是一个例外：我看书速度慢，又忙，所以每看一本书总要断断续续拖好多天，而这本书是一个晚上看完的；大多数的书我都会跳着读，往往只认真看每个自然段的第一句，其余快速掠过，可是看这本书竟掠不过去，大约是因为其中的每一句都是真情实感，可以说是字字血、句句泪，而且还都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朱力亚的这本日记讲了一个简单、悲惨的真实故事：一个单纯、美好、普通的女孩由于爱上一位异国的男孩染上了绝症，她先是跌入了绝望的深渊，后来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决心继续走完人生的路。

这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警世。国人往往以为这致命的绝症离我们还很遥远，至少自己的朋友熟人中还没听说有谁得病，不像非洲小国斯威士兰，有43%的成年人感染；也不像上世纪末的西方国家，在某些社会群体中，人人都有熟人朋友染病，天天都有死去朋友的葬礼。朱力亚的悲惨遭遇为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这样一个纯洁、普通而无辜的女孩都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染病，说明危险已经迫近，近在咫尺了。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要警惕了。

其次，从朱力亚的遭遇，我们可以知道，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与道德无关，即使是艾滋病也不例外。人生在世会遇上很多不幸的事，患病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人们对患感冒、心脏病和癌症的人只有单纯的同情，不会做任何的道德谴责，对得艾滋病的人就总要做道德评价，这是很不公平的。从朱力亚的情况看，她的染病在我看来只是像得了癌症一样的单纯的不幸，并不是道德错误造成的。与外国人谈恋爱，不是道德问题；婚前性行为，也不能算是道德问题，这种行为只是有点违反中国的传统社会习俗——一般来说，应当在婚后再发生性关系。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在未婚人群中占到六七成的今天，这种行为不但不能说是违背社会道德，就连社会行为规范也不大违反了。因此，她的遭遇除了单纯的不幸之外，并没有道德上的问题，不应当受到那么多的指责和诅咒。

第三，从朱力亚事件我们了解到，在这个艾滋病时代，性已经不再是一件安全的事。中国的性解放真是“生不逢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正当西方各国青年兴高采烈地庆祝性革命的时候，中国却偏偏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反性禁欲的时代；到了八十年代，艾滋病突然爆发，西方各国进入“安全的性”甚至无性的时代，中国却因为国内社会气氛开始宽松而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不是说性革命的理念有什么不对，可惜它生不逢时。如果不是社会气氛的宽松，如果不是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发生，朱力亚染病的几率要小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染病，就认为社会气氛不该宽松，青年也没有婚前性行为的权利。因此，朱力亚的染病给我们的启示是：性自由在理念上没有错，它符合人性，它是人的权利，但是千万要注意防病。

人类的性行为无论采用什么形式、同什么对象都没有错（除婚外性关系因违反婚约而有错），只是有些性行为比较危险，有些性行为比较安全而已。前者如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与不了解其性史的陌生人发生的性行为、交换体液的性行为；后者如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与长期伴侣发生的性行为、不交换体液的性行为。总而言之，虽然人拥有做所有那些危险性行为的权利，道德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不想染病，最好还是选择安全的性行为。在倡导多元性道德观的前提之下，人仅仅同一个了解其性接触史的人性交、仅仅在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性交、或者仅仅通过自慰和虚拟性爱来满足性欲望，也许是最应当倡导的选择，因为它们才是最安全的。

艾滋病真是对全人类的一个残酷的巨大的打击，它为人类的自由、快乐设了限，它冷酷地摧残了美丽的爱情之花。感谢朱力亚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悲惨遭遇为我们敲响警钟；感谢朱力亚面临个人不幸还念念不忘他人福祉的高尚情操。祝福她在所余不多的生命中活得快乐、充实、幸福。

李银河 2005年12月16日